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在与发达国家不断缩小差距的同时,却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发展困境,只追求总量的扩张和速度的增长已经不能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一方面,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因此产业结构调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另一方面,资本形成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资本市场的完善为资本有效募集并迅速投入实体经济提供了有力保障。如果不能发挥资本市场资本形成和资本配置的作用,社会资本就无法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流动,实体经济缺乏有效资本的注入,就难以支撑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无疑凸显了研究资本形成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的重要意义。

现有研究一方面大多研究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资本形成的衡量大多局限于固定资产投资角度,对资本市场的资本形成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则鲜有涉及。前者使研究结论过于偏重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无法体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后者则忽略了现代金融部门对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本书立足于资本市场的资本形成,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调整速度和调整质量这三个维度出发,分别构建了产业结构高度、产业结构变动度和产业结构均衡度指标,力求全面研究资本形成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同时,为了弥补单纯的实证研究缺乏调研案例支撑的缺陷,本书进一步通过对J省N市的调研,对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主导作用和财政政策的产业引导作用进行案例分析。本书不仅对现有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有益补充,而且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一，本书对全国层面、分行业层面以及省级层面的资本形成能力及其配置效率进行了测度,其中资本形成能力使用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增发募集资金之和与总产出之比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使用投资弹性系数和资本收益率变异系数进行测算。从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行业及地区的资本形成能力和资本配置效率都在不断提升,资本市场的资本形成作用逐步凸显。进一步对比其与传统宏观资本形成能力及其效率的异同,发现资本市场的资本形成能力的增速逐渐超过了传统信贷模式,且资本市场资本配置与传统信贷资本配置在不同行业间能够形成优势互补。

第二，本书从产业需求特性和资本供给特性两个角度分析了资本形成、资本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内在关联,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一步阐述不同部门的资本形成能力和资本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对间接融资需求的下降,会使传统金融部门逐步转向利用资本市场提供金融服务;而直接融资需求的不断上升,可以促进金融结构优化,吸引更多的传统金融部门转向现代金融部门,并更好地为轻资产行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第三，本书通过构建两部门资本流动模型,分析了在资本市场筹集资本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并使用随机波动模型对资本形成的利率风险、企业价值投资风险以及宏观政策风险进行了测度,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资本市场资本形成的风险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冲击。结果表明,利率风险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利率风险的增加还会通过冲击资本形成能力和资本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调整造成间接影响。

第四，本书分别利用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Moore结构变动值指标、泰尔指数对全国及各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产业结构变动度、产业结构均衡度进行测算,并构建变系数模型,实证分析资本形成对产业结构高度、产业结构变动度以及产业结构均衡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无论是产业结构高度、产业结构变动度还是产业结构均衡度,都要远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于这些经济较为发达、基础产业根基较为牢固的地区而言,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资本形成能够有效地提升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率,但对于欠发达地区,盲目提升资本市场资本形成能力和资本配置效率,反而会阻碍产业结构调整。

第五，本书通过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对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主导作用和财政政策的产业引导作用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利率、信贷和资产价格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尤其在疫情影响我国小微企业发展时,货币政策主导下的融资体系快速释放出了强大的精准服务能力,有效发挥了对小微企业的纾困作用,进一步为产业结构调整打下了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财政政策一方面通过扩大投资、新建项目和减免税收等措施实现了对资本的增量调整;另一方面财政资金对信用体系建设和产业基金的投入,积极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

本书的研究结论一方面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集聚更多有效资本,进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撑,为解决我国当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双过剩”问题搭建了桥梁;另一方面通过研究不同地区资本形成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有利于在实践中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地区提出“因地制宜”的政策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