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技术革命纵深推进、经济治理体系加速重构的当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正在从传统的“效率优先”导向转变为“安全可控”导向,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区域化、政治化等“碎裂”特征。作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节点,中国面临技术壁垒强化、要素配置效率衰减等系统性风险。因此,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创新主动权是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实施发展主动权导向的创新发展战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引领发展的机制与对策研究”(18ZDA1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发展主动权导向的创新发展路径研究”(22VRC007)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军人才培育专项课题(浙江科教〔2024〕43号)“在创新发展中培育形成浙江新质生产力研究”,分别于2018年11月、2023年2月和2024年8月立项,本人担任系列项目的首席专家。为了深入探讨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我提出把创新驱动的发展区分为追赶型创新发展和引领型创新发展,并且我们的判断是,中国在经历数十年改革、开放、发展后主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当前处在全面推进追赶型创新发展向引领型创新发展的根本性转化历史进程中。基于这种认识,在这个系列研究中我们主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关于创新引领发展机制的基础性研究。在把创新驱动发展区分为追赶型创新发展和引领型创新发展的基础上,把引领型创新发展中的“引领”机制按“要素——产品——市场——产业链”的逻辑线索展开,即要素投入规模报酬递增的机制、颠覆性创新提升产品创新能力的机制、关键中间投入决定市场支配力的机制,以及确保产业链安全与自主可控的机制。

第二,关于高质量经济活动选择基准的研究。选择高质量经济活动,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是以创新引领发展的起点。鉴于此,项目研究构建了高质量经济活动的选择标准和测度方法,从技术创新窗口、产品增值能力、规模报酬递增和产业链特征四个维度全面刻画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特征,构建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标准,为甄选高质量经济活动提供理论基础。

第三,关于创新引领发展的公共政策的研究。研究了鼓励规模报酬递增的科技创新政策、以大企业技术创新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政策、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科技创新区域政策、前沿领域原始创新政策、瞄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政策、开拓新产业新领域的政策、高新技术产业领跑的政策、军民融合发展政策、搭建安全可控产业链的政策,等等。

围绕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努力在学术思想、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一些新进展,对解决实际问题提出一些新见解。

系统总结了中国式创新的路径特征。中国式创新表现在基础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和产业创新等多方面。第一,中国式基础创新注重科研与成果转化并重,始终把握重大科技前沿。第二,中国式市场创新持续推进,形成创新资源集聚基础上的多个科技创新中心,为多层次多类型的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提供市场空间。第三,中国式组织创新表现为不断调整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结构、效能与机制,从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研发机构到新型研发组织,不断深化科研与创新活动改革。第四,中国式产业创新路径表现为,按照“纺织化工—铁路机床—电力电气—汽车石化—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技术—经济路线,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全面阐释了创新引领发展的经济学机制。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面临完全不同于处在追赶位势时的问题,主要是对外依存度偏高、内生性增长动能不足以及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情况下自主创新遭遇瓶颈,等等。鉴于此,我们在把创新驱动发展区分为追赶型创新发展和引领型创新发展的基础上,把引领型创新发展中的“引领”机制概括为要素投入规模报酬递增的机制、颠覆性创新提升产品创新能力的机制、关键中间投入决定市场支配力的机制,以及确保产业链安全与自主可控的机制。

率先建立了新时代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识别基准。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如何科学地确定高质量经济活动,确立未来重点发展和支持的部门,是必须关注的问题。鉴于此,项目研究构建了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识别依据和测度方法,从技术创新窗口、产品增值能力、规模报酬递增和产业链特征四个维度全面刻画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特征,构建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标准,为甄选高质量经济活动提供理论基础。

提出了识别并鼓励规模报酬递增产业发展的理论观点。发达国家产业活动往往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价值链顶端并持续获得收益,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活动则被相应地置于“比较优势陷阱”的位置。因此,建立报酬递增的内生驱动机制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路径。提出了以中间产品创新推动形成国际市场支配力量的理论观点。通过对知识产权体系、灵活的组织架构、高效的供应链等中间渠道进行控制,那些难以完全模仿和难以等价替代的关键中间投入品,是企业获得持续市场势力的直接途径。因此,掌握嵌入了知识、技术(诀窍)的中间投入品而拥有市场势力的公司能够获取熊彼特租金。

提出了我国资本积累的方向应该是具有规模报酬特征、高市场进入壁垒和技术创新窗口大的产业和产品的理论观点。利用“资本—技能互补”机制,在要素比价关系的处理上,提高技能溢价,以放大技能劳动具有的更高生产率以及对新技术适应性更强的性质,补偿由于深度工业化而产生的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构建高质量工业化的内生动力机制。

我们利用扎根理论所具有的经验性、归纳性、动态性和互动性的优势,研究企业在复杂环境下的创新路径,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的新式产业政策的概念,得到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新见解。其一,突破现有国际分工秩序,在技术创新机会窗口大的产业活动中加强自主创新。加大量子通信、基因工程、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重视增长极创新和协同发展。其二,在深化工业化过程中抑制成本上升趋势。深化工业化往往伴随着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而造成的边际成本上升,必须利用“资本—技能互补”机制,适当提高技能溢价,以放大技能劳动具有的更高生产率以及对新技术适应性更强的性质,补偿因为深度工业化而产生的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保持深化工业化的内生动力。其三,持续提升制造业技术供给能力、市场响应能力和服务型制造的引领能力。首先,加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关键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及相应的产业技术基础研究。其次,实施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突破设计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强化设计主体创新能力,激发协同设计与创新活力,加快我国工业设计标准国际化进程,全面提升制造业设计能力。再次,健全服务型制造标准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服务型制造发展生态,探索服务型制造新模式。鼓励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协同发展,加速服务型制造体系数字化转型,支持有条件的服务型数字化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最后,推动政府管理创新、社会服务领域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融合发展,加速政务服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养老服务、就业服务、公共安全服务范式数字化转型,构建低成本、高质量、广覆盖、高效能的社会服务体系。

创新引领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有力手段与最强大动力。我们必须在更深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完善政府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政策和市场服务等方面持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