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动能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热词。 积极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是当前我国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要“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个总的纲领, 就是要从速度经济追求转向高质量经济发展阶段,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和举措就是要培育和发展新经济, 实现经济动能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质上是解决现代化所需的资源、市场和经济动能问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是顺应未来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向, 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可以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有利于确保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一个既自主又开放的内外联动的动态系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新发展格局涉及内外两个循环, 过去多年, 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双轮驱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外循环发挥重要作用,是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优异的重要解释因素。改革开放后, 我国不断加大引进外资力度, 扩大外贸出口, 外循环融入程度不断加深, 外循环在促进增长、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引进外资企业, 尤其是跨国公司是我国融入外循环的重要途径。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后, 中国经济快速融入外循环, 在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的同时, 我国的产业和企业也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参与了国际产业链的分工。 我国在参与国际循环中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及制造业中心, 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外开放以来, 作为中国新技术、新知识和新业态重要来源的外资企业与经济新动能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改革开放实践证明, 不断加大外资引进力度, 不仅解决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外汇缺口、储蓄缺口”窘境, 也积极带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推动了企业战略管理、运营管理、市场营销和激励制度等方面能力的提升, 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外资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我国经济体系中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都出现了新的特征。2016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 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 经济结构调整要从扩能增量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 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应对新常态, 我国必须走向创新驱动、生产率提升的内涵发展新路, 在对外开放上也应该转向新的高水平开放战略。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体现在引进外资策略上应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转变:一是外资的引进要有助于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通过引进外资更好地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发展, 传统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 引进全球先进技术、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经营业态。二是引进外资要遵循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外资质量评价指标不仅要对外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进行衡量, 还要对引进外资能否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进行衡量, 即是否能促进我国实现绿色生产、绿色流通和绿色消费, 减少自然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损耗。三是引进外资要注重缩小我国城乡、区域、 群体差距, 助力共同富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都要求民众能机会均等地参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并共享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缩小城乡、区域、群体差距。因此, 外资质量评价指标需要反映外资投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提高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等方面情况。四是要引导外资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导向和转变。扩大内需保持我国经济长久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过去我国实行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战略, 国内居民难以享受到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生活, 我国的产业链也相对比较脆弱。 扩大内需后, 能够通过外资优化产业供给, 引领和创造需求, 促进消费和投资增长, 更好地利用内需虹吸全球科技创新资源, 为高科技外资企业创造巨大投资机会和发展机会。五是要更好地发挥外资畅通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 外资在促进国内资源和国际市场链接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 外资企业深度参与了我国社会生产中生产、分配、 流通和消费的“内循环”环节; 另一方面, 外资作为技术、知识、人才和资金的载体, 在推动中国融入外循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显然, 外资具有全球要素资源整合功能, 客观上帮助我国打开了国际市场, 布局全球产能, 快速学习国际规则, 实现内外循环有效链接。 在新发展格局下, 要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 更加有效发挥外“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功能”, 实现我国和全球产业链、价值链、 技术链、人才链更紧密的连接。然而, 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 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面临了一些新的问题, 遇到了更为复杂的挑战。一方面,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加强了对外商投资的安全审查, 调整税收和产业政策, 鼓励海外投资企业回流; 另一方面, 周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不断加大引进外资力度, 通过低廉税收和土地成本等政策措施, 进一步压缩了我国吸引外资的空间。综上所述,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经济新旧发展动能转化的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在新发展格局下, 我们应继续以外资为纽带,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不断提升外资质量水平, 以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 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实现经济新旧动能转化和高质量发展, 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因此, 针对当前国际发展环境和国内发展需求, 对我国引进外资的目标和提升外资质量水平的路径做深入研究, 既可以从理论方面丰富和推动关于中国大国经济的区域和产业发展研究, 又可以从实践方面为区域和产业创新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书通过全新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探索剖析外资对中国经济动能转换影响的机理, 并就新发展格局下, 如何进一步扩大外资规模和提升外资质量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书分为十一章,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本书的写作背景、研究内容,主要创新之处、主要结论和成果价值。第二章分析了新动能的内涵, 通过对新动能、新经济内涵的界定以及两者关系的阐述, 明确了新常态下新旧动能转换的两种主要路径,并指出应从推动持续创新、升级生产要素、深化双向开放、扩大内需消费和改善营商环境5个方面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第三章全面系统梳理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 基于经典经济增长模型和发展经济学相关经典理论, 从投资、出口、技术创新、 产业升级、环境等角度系统梳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第四章和第五章对外资和经济动能转换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 基于国际分工、价值链升级、雁阵模型等理论构建了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动能转换的“三元关系” 理论模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利用2008—2019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中国城市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第六章重点分析了新发展格局下提升外资质量的新要义, 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质量观变化趋势基础上, 提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对外资质量新需求。第七章和第八章构建了新发展格局下的外资质量评价体系, 并进行了实证测度。基于外资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以及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目标要求, 构建了新发展格局下的外资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由总量增长、结构优化、创新发展、社会效益、内需导向5个方面共11项指标构成。通过对我国外资质量的实证测度, 提出我国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提升外资质量: (1) 更大规模地引进外资; (2) 更加重视引进制造业外资企业; (3) 重点瞄向发达国家外资企业; (4) 引导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更多地服务国内市场; (5) 支持外资企业向中西部发展。第九章综合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包括: (1) 外商直接投资的经典理论分析; (2) 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力因素分析; (3) 外商直接投资的保障因素分析; (4) 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第十章重点分析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和对策, 期待通过制度型开放为提升外资质量奠定制度环境基础。第十一章对策部分是本书的最后一章, 也是本书最终落脚点。基于前面章节关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 外资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以及当前我国外资质量的实证测度, 本章主要从树立外资质量新理念、创新外资引进模式、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双元开放体系、加快开放平台建设、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以提升外资质量促进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路径和对策。本书的创新性探索可概括为如下五个部分:(1) 本书科学地界定了经济新动能和经济动能转换的内涵。本书认为经济动能是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的能量, 由经济发展方式的属性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两个因素构成。虽然已有较多学者针对经济新动能和经济动能转换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但学界对经济新动能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 存在将动力、动能、 新经济等概念相互混淆的现象。由于概念界定不明晰, 也难以正确提出新动能培育和经济动能转换的路径和具体对此, 因此制约了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对实践的有效指导。本书在科学界定经济新动能基础上, 阐释了新经济和经济新动能之间的逻辑关系, 指出新旧动能转化应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培育新经济,即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等新经济形式不断涌现; 二是借助新经济去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 本书拓展了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溢出效应的内涵。以往研究多数关注外资与东道国经济总量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关系, 本书将外商投资的研究视角放在促进东道国经济新旧动能转化方向, 是外资研究领域的一项有益尝试。由于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遇到的新问题和新任务, 虽然许多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了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机制和对策, 但从提升外资质量视角, 系统分析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文献较为少见。本书分别从新经济不同形式,即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等方面分析了外资对新经济培育的重要推动作用, 并进行了实证研究。(3) 本书系统构建了外资推动经济动能转换的理论模型。本书将外资企业、东道国政府和东道国新经济市场, 纳入一个框架体系构建了三元作用关系模型。新经济的健康发展与良好的营商环境密不可分,同时受到高质量FDI (外国直接投资) 的影响。外资企业是FDI的行为主体, 外资企业的投资行为不仅受到东道国营商环境和制度政策的 响, 也会反作用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东道国政府可以通过改善本土营商环境吸引外资企业进入, 并且可以通过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对外资质量进行调控。(4) 本书以新发展阶段为时代背景, 新动能培育为主要目的, 系统构建了外资质量评价体系。虽然外资质量的研究已较为深入, 但新常态后, 中国内外部经济环境显著变化, 引进外资的目的和方式也与以往不同。为此在引进外资导向上应该向以下几个方面转变: 一是要从出口导向为主转向内需导向为主, 支持外资企业经营生产高质量商品, 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提高国内消费水平; 二是从注重外资总量转向注重结构, 要鼓励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 鼓励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 争取吸引更多发达国家外资企业; 三是从以外资企业为主转向以我为主, 吸引外资企业融入国内企业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5) 本书从树立外资质量新理念、创新引进外资方式、推进国内区域一体化、构建双元开放体制、加快开放平台建设和持续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六个方面探索了扩大外资规模, 提升外资质量的政策建议。在树立外资质量新理念方面, 要发挥外资在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引导外资企业向先进制造业、关键核心科技等领域集聚, 积极推动现代服务业有序开放,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在创新引进外资方式方面, 要引导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提升QFLP试点规模和效率, 鼓励外资并购投资, 加大发达国家外资引进力度, 构建外资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 在提升外资企业吸引力方面, 要通过推进区域一体化扩大市场规模; 在促进外资区域均衡发展方面, 要建立双元开放体系, 即通过优惠政策引导外资制造业向中西部倾斜, 通过制度型开放引导高技术产业向东部积聚, 形成“东部总部、西部基地”“东部研发、西部制造”的外资企业总体布局; 在加快平台建设, 打造高质量外资集聚高地方面, 要推进开放型平台的机制创新, 发挥开放平台产业协同效用, 推进平台内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 在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方面, 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提升外资企业服务质量和效率。我的合作导师南京大学刘志彪教授和浙江大学陈建军教授对我的研究进行了理论指导, 并给出了重要的学术建议, 我的同事修丕师副教授和潘建丹副教授参与了数据资料整理和实证分析; 我的同事林巍教授和戴晓震教授为本书校对付出了辛勤劳动。本书也引用了部分文献资料, 在此谨向所有的文献作者表示感谢。由于本人学识有限, 参考的书籍和文献有限, 收集的数据也有所欠缺, 故本书会有不足之处存在, 敬请学界同仁和各界读者不吝赐教。